基于提供的文献资料，关于无机颗粒、共存污染物对溶解性有机质（DOM）与微塑料（MPs）界面过程的竞争或协同效应，现有研究主要揭示了双重调节机制：一方面，环境中的 DOM 可通过“桥接效应”促进 MPs 对污染物的吸附，也可通过“竞争吸附/表面覆盖”产生抑制作用，其净效应取决于两者的博弈 [2]；另一方面，在涉及生物炭、零价铁等无机颗粒修复体系中，共存的重金属（如 Cd、As）或特定离子（如磷酸盐、腐殖酸）会显著改变界面反应路径，既可能通过氧化还原耦合产生强烈的协同去除效应 [4]，也可能因竞争表面位点而产生显著的抑制干扰 [4]。此外，微塑料自身释放的类 DOM 物质（MPs-DOM）具有更高的生物活性，能进一步复杂化污染物的形态与归趋 [2]。
不同文献从微观分子相互作用到宏观多相催化体系，深入阐释了共存物质在界面过程中的复杂行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维度的差异与互补：
DOM 与 MPs 界面的双向调节机制 vs. 无机修复材料中的离子竞争 文献 [2] 系统阐述了 DOM 在 MPs 界面的双重角色：DOM 既可通过疏水分配、$\pi$-$\pi$相互作用及氢键吸附于 MPs 表面，且 MPs 老化会增强此过程；对于共存污染物，DOM 的存在可能导致“竞争吸附”从而抑制污染物结合，或通过“桥接效应”促进结合，最终结果由这两种效应的净值决定 [2]。相比之下，文献 [4] 在石墨烯类生物炭负载零价铁（GB/nZVI）去除重金属的体系中，明确指出了共存无机离子（磷酸盐）和有机大分子（腐殖酸，一种典型的 DOM）对 Cd(II) 和 As(III) 同时去除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这表明在高浓度共存电解质或大分子有机物存在下，竞争占位效应可能主导界面过程，抵消了材料本身的协同优势 [4]。
共存污染物间的氧化还原协同 vs. 单一吸附竞争 在多重污染物共存场景中，文献 [4] 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正向协同效应：As(III) 的存在显著增强了 GB/nZVI 对 Cd(II) 的去除能力（从单独去除提升至 131.8 mg/g），其机制涉及 As(III) 被氧化为 As(V) 以及铁氧化物表面的络合作用，这种“污染物促进污染物去除”的现象与传统的竞争抑制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4]。而在文献 [5] 中，硫化纳米零价铁改性生物炭（S-nZVI@NBC）降解诺氟沙星时，展示了还原性物种（H•）与氧化性物种（•OH）在氧气存在下的协同机制，虽然未直接测试重金属干扰，但其强调的氧化还原电位平衡暗示了共存氧化还原活性物质可能改变自由基的产生比例，进而影响降解效率 [5]。
MPs 作为 DOM 源头的次生影响 vs. 传统吸附剂的改性增效 文献 [2] 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视角：MPs 不仅是吸附剂，还是DOM 的来源。MPs 浸出的有机物（MPs-DOM）富含 CHO 分子和木质素类化合物，其生物可利用性（9.5%-85%）远高于天然有机质，能通过络合或影响降解来改变其他污染物的归趋 [2]。这与文献 [1] 和 [3] 中通过人为改性无机颗粒（如生物炭掺杂 N/Ca 或与 nZVI 复合）来主动创造协同吸附位点（如配体交换、化学沉淀）的策略截然不同 [1][3]。前者强调了 MPs 引入的新变量（内源性 DOM）带来的不确定性，后者则展示了通过结构设计克服竞争、实现"1+1>2"协同去除的可能性。
综合结论： 现有文献表明，共存物质对 DOM-MPs 及相关界面过程的影响并非单一的竞争或协同，而是高度依赖于物质种类、表面性质及环境条件的动态平衡。
现有局限与信息盲区： 尽管上述文献提供了丰富的机制见解，但针对用户提出的特定问题，仍存在以下局限：